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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汾酒会”之类政商圈子是社会毒瘤

2015-10-19 11:51:22      来源:

据报道,今年7月下旬以来,随着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查,一个“山西汾酒会”的政商圈子渐渐浮出水面。“汾酒会”与汾酒集团无关,而是对以晋官为主的经常在固定会场参加聚会的一个群体称谓。据披露,该“会”总人数近40人,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调查,如聂春玉、申维辰、王茂设、洪发科等。而拥有“3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”和大量高官人脉的上官永清,被指是山西政商链中“关键一环”。

以前有“西山会”等晋籍高官小圈子已为人知,而眼下,随着上官永清这名山西金融“大鳄”的倒掉,人们发现,此类政商连接的“会”早有分舵,“山西汾酒会”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头。尽管人员构成没“西山会”那么高大上、“手眼通天”,但性质是一样的。等而下之,以上官永清为核心的“飞行俱乐部”,不过是一批吕梁老板组建的“外围组织”罢了。

“汾酒会”、“飞行俱乐部”等等,看似只是官商定期聚会的人际关系圈子,觥筹交错之间,洋溢的是乡音乡情,实则不然,这些圈子也是政商关系在现实政治中的投射。一方面,这“会”那“会”,不可能不受权力的主导,并成为权力者施展权力影响的松散机构。每一个“会”,既有隐秘的“主脑”,也有游走其间、长袖善舞的“纽带”,上官永清被指“关键”即在于此。

另一方面,这种基于“乡谊”扭结到一起的“会”,“乡谊”往往倒在其次,关键仍在于通过这种官商勾结获取更多的政商利益。权力可以借勾肩搭背而飞黄腾达,而在权力护佑下的商业也尽可以从中攫取超额利润。此前的丁书苗是这样,后来的上官永清也是这样。这一点,在太原市商业银行变身晋商银行的过程中,从一度“濒临破产”到“不差钱”,数十亿国资强势注入即为明证。

可见,“汾酒会”旧瓶里装的不是什么新酒,玩的还是政商勾兑老一套。这样的政商圈层,也绝非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路径,不过是私相授受、党同伐异的旧把戏罢了。

民国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非五台老乡不用,考虑的多是“子弟兵”的因素,而现代山西官场的各种“会”大行其道,其行径更加恶劣。无论是“四为干部”(年轻有为,敢作敢为,胆大妄为,胡作非为)申维辰,还是生年、学历、履历俱假的“三假干部”上官永清,他们拿来交易、勾兑的,乃是社会公共利益,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。

这种畸形的政商勾结,并非只是发生在山西一地,而是已成中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阻碍因素。其诉求也从获取腐败利益,进而扩展到猎取不当权力。此前有媒体质疑,诸多落马官员何以能边腐边升?症结正在于这种政商勾结已经陷入一种“超稳的暴利性生产结构”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“晋官难当”,根源还在当地政商生态的“圈子化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“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,决不能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那一套,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!”足见要廓清政纪,必须打破那些以地域、血缘等为脐带的权力圈层,在二者间矗立绝缘带。而打破团团伙伙的权力圈层,只能是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基础上,通过深化权力约束层面改革,构建常态化的制度机制,实现各级权力在多维度的被切割、被监督,进而彻底廓清政治迷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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